▲2022年11月21日，法学家李步云在北京。（视觉中国/图）
李步云给自己定下过一项原则：“真话不一定多说，要看时间地点和效果，但绝不说假话。”
“我认为自由和平等在李先生（身上）是深入骨髓了，比如说他认为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因为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们就不平等。”
文｜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 陈怡帆
责任编辑｜钱炜
202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步云辞世，享年92岁。
他和江平、郭道晖并称为中国的“法治三老”，李步云认为他们三人有个共同点，就是敢说真话。李步云给自己定下过一项原则：“真话不一定多说，要看时间地点和效果，但绝不说假话。”
“文革”结束后，要想在思想政治领域拨乱反正，任务艰巨。中央多次强调解放思想，但是言之谆谆，应之寥寥。在法学界，李步云率先打破思想禁区，最早提出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被称为“敢开第一腔”。他笃信，民主、法治与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与追求，在法学研究上屡屡试水于敏感区。如今，“法治”和“人权”都已被写进宪法。
2021年年中，李步云彻底“退休”，离开学术生涯的最后一站地广州，回到北京家中。脱离了工作状态后，身边人发现，他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
“耳朵听不太清楚，对外联系都要靠师母传话，2024年以后基本上谁都不认识了，老年痴呆了。”李步云的学生、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佑武说，老师注重养生，有个养生三字经，“心态好、勤动脑、睡眠足、不挑食”，到了广州大学工作后又加了三个字，“常走走”。但其实早在2019年左右，做过一场外科手术后，李步云就已经出现了行动问题。
但就在这种身体状况下，陈佑武说，最后这两年，老师依旧对自己曾经研究过的那些法治、人权思想记得非常清楚。“我知道他的心里一直都是以他的老师张友渔为榜样的。张友渔活到94岁，我一直在想他肯定会超过94岁的。”老师辞世的消息传来，陈佑武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法治三老”中，“一生为私权呐喊”的江平已于2023年逝世，享年94岁；李步云去世后，仅剩身为两人“铁杆哥们”的郭道晖，如今已有98岁高龄。一个时代已在远去。
哭出声来
“在李老师的眼中，没有好人与坏人。”陈佑武还记得，多年前，他曾跟师母开过一句玩笑。师母一愣。一旁的李步云接过话茬：“佑武这是从人权角度来解释的，人都是平等的，值得尊重的。”
但陈佑武的意思不止于此。
李步云总是对谁都好。唐山大地震那一年，陈佑武说，师母带着两个小孩在家里，但李老师就跟着一个团队去当地慰问受灾群众去了，“他操心的都是些大事情，他什么东西都看得开，人缘也很好”。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泽涛回忆，李步云离穗回京之前，自己时常去看望他，请他吃饭。每次老人家都像小孩一样很高兴，嘴上却说：“泽涛你不要来看我，你工作那么忙，不要请我吃饭。”张泽涛说，“其实他就想我请他，所以马上又会问：‘晚上你在哪里请我吃饭？’一边心疼我耽误时间，一边又忍不住期待相聚，特别善良，像孩子一样”。
这样赤子般的为人风格，似乎很难与他早年的经历直接关联。
李步云1933年出生于湖南娄底的农村家庭，17岁时，随部队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负伤回国。
1957年，李步云考入北大法学系，那时他才24岁。新生入学时，看到横幅标语写着“欢迎未来的法学家”，就此立下终生从事法学研究的志向。5年后，他在北大读研，师从法学泰斗张友渔。
陈佑武认为，李步云之所以能成为后来那样一位兼具学术与人格魅力的法学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老师张友渔和韩幽桐伉俪的影响。李步云曾对导师张友渔的治学理念作过总结——“求实、创新、严谨、宽容”。这八个字也是李步云自己的写照。
硕士毕业后，李步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赶上“文革”，下放到河南干校。这10年间，法制与法学的发展遭到了“砸烂公检法”、停办法学院系等“一锅端”式的打击。
他在自述文章中写道：“不会忘记‘早请示、晚汇报’的那些荒唐岁月；不会忘记在息县李庄大队领导整党时半夜为队干部学习班学员盖被子的那份情谊。”
2009年，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法学名家论坛上，李步云在作大会主题发言时哭出声来，“你们看看，我、郭道晖、江平、谢怀栻，等等，哪一个不在反右、‘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哪一个不遭受很多苦难？”
李步云看到了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恶果，在日后的写书著文中将其视作沉痛教训。
李步云曾在西南政法大学的一次学术论坛上回忆，1954年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比较好，但在“文革”时，“根本大法成了根本没用”。1979年，他和另外两名教授合写《论以法治国》一文。文章第一段就写道：“‘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是全国党心、民心思定、思治、思法，我是‘文化大革命’过来人，经历了那场灾难，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民主法治。打倒‘四人帮’以后，党心、民心是高度一致的，希望安定下来，希望好好治理，希望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这是当时的一股潮流。”
法学界“第一腔”
陈佑武后来总结，对李步云来说，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978年，那时他45岁，正处在最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
那年9月，邓小平先后到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等地视察，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讲，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后来被称为“北方谈话”，与1992年的“南方谈话”相提并论。
邓小平“北方谈话”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于同年10月召开了一场法学界的思想解放研讨会，主持会议的正是李步云的师母、法学研究所副所长韩幽桐。会上，北大法律系原主任陈守一提出，“人治还是法治，值得研究”。李步云就在现场。陈佑武认为，这个问题事实上成为老师后来一辈子研究的主题。
时代，也正期待着一个“李步云”的出现。
从1978年起，有段时间，李步云频繁给《人民日报》供稿。最多时，一个月接连发表了十多篇文章。1978年12月6日发表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疑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篇。
陈佑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本是1954年宪法中就写入的内容，却在24年后成为了当时最需要的观点。“石破天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徐炳曾评价，这篇文章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与会者大多读过这篇文章。法学界后来也公认，李步云开了“文革”后法学界“第一腔”，写下了“文革”后法学界突破思想理论禁区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人权理论界的第一篇文章。
近一年后，1979年10月31日，李步云和徐炳共同撰写、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从理论上阐述了罪犯的公民地位，并首次提出要保障罪犯的人权。文章一经发表，甚至有服刑人员拿着报纸对监狱说，我们也是公民，我们的权利也应受保护。
据澎湃新闻报道，因文章反响强烈，李步云曾收到国内不少读者来信，其中一封匿名信来自陕西农村，“字迹很好，应该是个知识分子写的，说‘我很钦佩你，但是很担心你被打成右派’”。
江平曾评价李步云：“我最敬佩他两点：第一是他的勇气，包括学术上的勇气；另外，我敬佩他的骨气。”郭道晖则以“率先倡言法治，鼓呼人人平等”来评价他。
李步云的这一思想后来为 1982年宪法所吸收，甚至已成为如今的常识。但在当时，需要巨大的勇气来捍卫这一真理。以此为开端，公民、人民、民主、人权等相关问题一一得到阐释。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记得李步云文章给他带来的冲击：“在改革开放之前，我的思想中只有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没有‘中性的公民的概念’。”
几乎同一时间，他还与法学所的同事王德祥、陈春龙合写了《论以法治国》一文。这是改革开放之后，首次有人提出应该实行“以法治国”的方针。自文章发表之日起，一场长达近20年，针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争鸣便在法学界展开了。
后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李步云回忆，争鸣期间，除了像自己这样的“法治论”者，还有“结合论”者主张“法治与人治应当结合”，以及“取消论”者主张“法治概念不科学，必须抛弃”。
为了达成“法治”的共识，李步云奔走呼喊了20年。对于老同事的执着，徐炳曾评价，他的做法并不是一时政治需要、见风使舵的投机，而是多年法学研究取得的深刻见解，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是个人内心深处的确信。
1999年修宪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向陈步云征求意见，而后“依法治国”被正式写进宪法。自此之后，李步云曾说，自己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四处鼓吹人权”，并梦想着在中国“东西南北中”各建一个人权研究中心。
20年前，李步云和学生们在一起。左一为李步云。（受访者提供/图）
“上瘾”
2000年，李步云朝梦想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年，他受到湖南大学邀请，去组建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同年考上湖南大学研究生的陈佑武因此得到机会，拜入李步云门下。
彼时，李步云已有67岁，一年之后就要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退休。陈佑武后来才得知，师母本是不愿意让老师南下的，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但老师说，家乡的法学院总要去支持一下，一两年就回来。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1年。
2001年，李步云在湖南大学组织了为期十天的全国第一期在职干部人权培训班。2003年，国家准备再一次修宪，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时，李步云建议要将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虽引发了会场上的争论，但最终还是获得了认可。
如今再去回看，陈佑武觉得，李步云后来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已经发展到了“上瘾”，甚至是欲罢不能的程度，“他喜欢这种工作状态”。
2004年，李步云提出的人权研究创新基地论证报告未能得到校方足够重视，他还希望将人权研究中心建成湖南大学的二级单位，与法学院平行，这一想法也未能落地。于是，李步云决定到广州大学组建人权研究院。陈佑武亦陪同南下。
2010年2月，已在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担任主任的李步云，给时任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提交了一份文件，建议“在全国的东、南、西、北、中部地区各建立一个‘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此后，2011年、2014年、2020年，前后3批共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获设。
吉林大学也是基地之一。该校法学院院长何志鹏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数年来，李步云先生曾多次到吉林大学作过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活动，晚年即便行动不便，也依然会坚持坐着轮椅参加人权方面的活动，甚至仍会上台作激情澎湃的发言和慷慨激昂的阐述。
2018年7月，85岁的李步云再次“转会”，去往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并着手推动成立广东财经大学人权研究院。2021年，李步云、陈佑武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提交推动人权一级学科建设的建议。两年后，吉林大学首个获批人权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一直以来，陈佑武觉得，李步云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作与生活基本上不作区分，时常是睡着觉有了想法，也要坐起来写上一两笔。师母也会向他抱怨，老师是个没有什么情趣的人，生活总是围着工作打转。
不奖文章、不奖作品，要奖人
与李步云打过交道的人无一不认为，李步云为人纯真。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孙笑侠在年轻时曾陪同李步云游览杭州一处溶洞，两人谈起法理学教学体系与大纲，过程中李步云和他的交谈“也都是弯着腰背、低着脑袋、锁着浓眉认真地聆听，认真地追问，认真地回答”。在午饭时，本应由孙笑侠设宴埋单，但李步云对他说：“你才工作了几年，我现在钱比你多一点，我请你吃饭没有问题。”孙笑侠只好从命。
孙笑侠在文中回忆：“他马上高兴起来，我从他的笑容里发现了平常在长者那里难得一见的天真与朴实。后来，我读懂了他的笑容：其实这种天真与朴实是他的笑容里最反映内心世界的东西，这里面没有丝毫俗世的痕迹。他待人接物就是这样的真情实意。”
这种纯真，也表现在治学之路上。
2013年，为了鼓励学术研究、推动人权与法治事业，李步云亲自推动设立了“李步云法学奖”，每年评选一次，授予中外在人权或法治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各一位。国内法学界一些著名的法学家，如郭道晖、张文显、吕世伦、李龙、刘海年、陈弘毅、徐显明、文正邦等都曾先后获得该奖项。
和学术界很多其他的奖项不同，陈佑武记得，奖项设立之初，李老师就提出了一个评选标准——不奖文章、不奖作品，要奖人。2019年获奖时，徐显明就曾评价，这个奖项无异于是中国法学界的“诺贝尔奖”。一度，有学者因获奖而激动落泪。
李步云在人权与法治领域的卓越贡献，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认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皮文睿曾在一篇论文中评价，李步云是“当代中国优秀的权利倡导者、重要的法学理论家”。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徐显明也曾说过，如果法学的皇冠是法治，法治上面的这颗明珠是人权，那么李步云先生是国内最早发现并摘到这颗明珠的人。
写于2003年的《七十述怀》中，李步云曾总结过自己为何能在法学研究上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总结了四点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真理。他在文中回忆，老师张友渔教授曾经说，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常“奉命作文”，但他决不说假话。
李步云继而写道：“现在我国学术界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少数学者为了贪图个人的某种政治利益而鼓吹那些自己也不一定认同的观点。这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人类科学的进步，首先要归功于那些为坚持真理而敢于献身的人。”
和李步云分开这几年，陈佑武知道，老师并没有完全放下对学术研究的热情。2024年11月，人民出版社精装出版了李步云著的《法理学》一书。翻开看时，陈佑武吓了一跳，当中的内容虽然很多是此前就曾发表过的，字里行间却有许多重新整理、修改的痕迹，但从行文逻辑看与以往并无二致，看得出是老师亲自修改。
心太软
李步云生前爱听歌，也爱唱歌，他最喜欢的两首歌之一是《让世界充满爱》。他曾在一篇自述里称：1997年，他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说，彼此“宽容”已成为现今世界政治伦理的主旋律，而他这一生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另一首是《心太软》。李步云曾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歌名的几个字既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不少学生都提及，只要有人找他帮忙，李步云来者不拒。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泽涛回忆，有时遇见冤假错案或弱势群体求助，“只要能帮到的，他一定耐心接待、出点子，甚至找资源”。
2016年初，李步云的同学曾代理一起寄血鉴定胎儿性别案件，他发现当地警方对参与运输血液至境外鉴定的人员采取刑事拘留，其后检方以“非法行医罪”提起公诉，依据是浙江省高院于2012年制定的《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在过去，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只是涉嫌行政违法，并非刑事犯罪。浙江省高院的文件显然扩大了非法行医罪的适用范围，同学将此事告知了李步云。
李步云曾参与2009年的立法法修订工作，他清晰地记得，只有两高才有权作出司法解释，浙江高院的这一做法直接违反了立法法的规定。2018年1月，李步云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对此提出审查建议。当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给李步云复函，浙江高院“承认了错误”，表示那份文件属于应该清理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将商同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停止执行相关条款。
有时，在外人看来，李步云的善意也会被辜负。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刘志强在年轻时被李步云招揽到广州大学，共事了十多年。刘志强说，晚辈们其实曾提醒过李老师，不要对所有人都这么好，有些人不值得信任，但他的性格仍是如此，“这也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他经历过风雨，仍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人权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自由，一是平等。陈佑武认为，“我认为自由和平等在李先生（身上）是深入骨髓了，比如说他认为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因为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们就不平等”。陈佑武回忆，李步云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对方是司机。
无论是讨论问题还是指导论文时，他从不批评学生。“他不会说‘这个不行’‘应该这样’，而是‘你考虑一下，这样是不是更合理？’永远都是商量的语气。”刘志强说。
有一段时期，研究人权的论文难发表。关于民国时期的人权思想，刘志强已经写了好几篇学术论文，但发表不顺，一度想要开辟新的领域，“但（李步云）鼓励我说这一块值得研究、是能够做出成果来的，后来我咬紧牙关做了24年”。
李步云的学生并不多，李步云指导的博士和博士后共有二十多人。在他的《七十述怀》一文中，他对学生们作出较高评价：“我的学生都很努力，没有人不务正业或吊儿郎当，而是一个个品德优良。这是我最感欣慰的。”
2025年12月，最新一届“李步云法学奖”颁发，尽管那个最具“含金量”的人没有到场，中国法学界的众多重要学者依旧齐聚一堂。数十年前点燃的法治火炬，依然在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本文参考了《法治理想的追求》《法治新理念——李步云访谈录》）配资王
贝格富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热点资讯
推荐资讯
